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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毛澤東:向死而生,強者眼中沒有強者!
發布于:2016-09-09 19:51   瀏覽:328

 

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就在于能夠透過歷史的重重迷霧,以超乎尋常的洞察力發現機遇并將其牢牢抓在手中。長征之于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一次機遇。也正是因為毛澤東,一次危機四伏的被動撤退最終變成了一曲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

第一軍情作者:賈永1976年9月9日,我們正在校辦農場勞動。一位同學騎著自行車哭喊著急急沖來:“毛主席去世了。”

“胡說”,我們幾乎同時向著他瞪大了眼睛,“毛主席能去世?”

一場大雨驟然而至。我們在暴雨中一路狂奔趕往學校。

哀樂聲已經彌漫了小城,我們仍難以相信,這一切竟是真的?!

我們這樣唱著“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長大的一代人,自然誰也不會想到毛主席有一天會突然離我們而去。在我們的心中,毛澤東就像神一樣高大——即使像長征那樣的向死而生,不同樣在他的領導下,硬是在去向渺茫的“絕路”上,獲得了新生嗎?

資料圖:1936年8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幾經周折來到陜北采訪紅軍,為毛澤東拍下了這張頭戴八角帽的著名照片。

1936年8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幾經周折來到陜北采訪紅軍,為毛澤東拍下了這張頭戴八角帽的著名照片。正是斯諾的到來,讓全世界認識了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那支靠著兩條腿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路的紅色隊伍。

此時,中央紅軍剛剛在黃土高原安頓下來,其他兩路紅色大軍還在長征途中,但從毛澤東的目光中,仿佛已經能夠感受到一種睥睨天下的風采了——盡管,跟隨他到達陜北的中央紅軍不過7000余人。

這一時間,離毛澤東成為黨和紅軍的實際領導核心不過1年零8個月。

向死而生!

如同紅軍長征始于一條河流一樣,毛澤東領導紅軍起死回生,也是從一條河流開始的。

也許誰也沒有想到,崇山峻嶺中的兩條河流,最終會成為紅軍長征路上的分水嶺。這兩條河流,一條是廣西北部的湘江,一條是貴州北部的赤水河。

82年前的那個冬季出奇得冷。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位于廣西境內的湘江,成了長征的災難之地——中央紅軍在通過國民黨精心構設的第4道防線時遇到滅頂之災:頭上是狂轟濫炸的飛機,身后是潮水般涌來的中央軍,前方是設防堵截的桂軍和湘軍……紅軍被死死壓在寬30公里、長80公里的椎形地帶。

長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紅軍的手腳,也奪去了一次次稍縱即逝的戰機。成千上萬的官兵就這樣在敵人的猛烈炮火中被裹進了“絞肉機”,14位團以上干部血灑湘江兩岸。

那是中國革命歷史上最為殘酷的5天5夜。雖然黨中央和紅軍主力一番苦戰之后涉險過江,8.6萬人的長征大軍卻銳減至3萬余人。

不到兩個月,紅軍在黔北山區多雨的早春面臨的局面比湘江血戰更為嚴峻:隊伍疲憊,傷病嚴重,缺衣少糧,人均子彈不足3發……敵我力量之比,達到空前的40萬:3萬。

當時的輿論認為:“國共勝負已成定局,紅軍已是死路一條。” 表面上看,紅軍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難就擒”。蔣介石坐鎮西南,夢想挾湘江之戰之勇,徹底解決中央紅軍于川黔滇邊界。他還下達了《重行懸示匪軍各匪首擒斬賞格》:“(一)朱德、毛澤東、徐向前,生擒者獎十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八萬元。(二)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生擒者獎八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五萬元。(三)周恩來、張國燾、項英、王稼祥、陳昌浩,生擒者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

然而,蔣介石忽視了這樣一個細節:毛澤東回來了,那支靈活機動的紅軍又回來了!

黨和紅軍理想的航船駛進最為狹窄航道的關頭,毛澤東再次闊步走向船頭。長征路上的又一條河流——逶迤的赤水河兩岸,成了剛剛度過41歲生日的毛澤東力挽狂瀾的開端。

第一仗,西進土城受挫。毛澤東沒有戀戰,迅速渡過赤水河,作勢北渡長江。當蔣介石匆匆在長江南岸布置幾十個團阻攔,毛澤東卻殺了個回馬槍,掉頭二渡赤水,取桐梓、奪婁山關、重占遵義城,5天內殲滅蔣介石嫡系吳奇偉部2個師另8個團。

這是紅軍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落荒而逃的吳奇偉匆匆下令砍斷烏江上的浮橋。尚未過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為紅軍俘獲。蔣介石如夢方醒:果真是毛澤東又回來了!

硝煙未散。毛澤東在血色黃昏中策馬而至,登上千古雄關婁山關,吟出了他重新掌舵后的第一首詞《憶秦娥·婁山關》:“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

蔣介石顯然不會讓紅軍就此輕易逃脫。從重慶到貴陽,他飛來飛去,親自陣前督戰。國民黨中央軍和川、黔、滇各省軍閥部隊鋪天蓋地向遵義城撲來——毛澤東毫不戀戰,紅軍從茅臺鎮附近第三次渡過赤水,用一個軍團偽裝主力繼續向西挺進川南,再次擺出北渡長江的姿態。

對紅軍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蔣介石,并沒有吸取上次的教訓,立刻調兵向川南壓縮。紅軍主力突然回撤,從敵軍間隙穿過,四渡赤水。爾后南渡烏江,兵鋒直指貴陽——

這一招奇兵,著實嚇壞了正在貴陽城里的蔣介石。守軍僅一個團的貴陽亂作一團,蔣介石急令滇軍入黔“救駕”。

不料紅軍卻是虛晃一槍,繼而挺進云南,前鋒抵達距昆明僅7.5公里處——由于主力都趕去救蔣介石,昆明守軍同樣嚇得不敢出城作戰。

如同威逼貴陽一樣,毛澤東只想使蔣介石調回更多的軍隊保衛昆明——實際上,他的目標是北渡金沙江。

“毛澤東對蔣介石故技重演,而蔣卻像巴甫洛夫訓練出來習慣于條件反射的狗一樣”,50年后,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這樣寫道,“毛澤東要他怎樣,他就怎么樣。”

蔣介石果然從金沙江附近撤回三個團防衛昆明,金沙江變成了幾乎不設防的地帶。

機不可失。毛澤東揮兵三路,以每日百里的強行軍,急赴金沙江最近的三個渡口,用7條小船搶渡金沙江。    紅軍,就此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包圍圈,也度過了長征中最危險的階段……

抓住了機遇就創造了歷史。

一支軍隊,兩條河流,兩番苦戰。湘江之戰,面對5倍于己的敵人圍追堵載,紅軍幾近覆沒;四渡赤水,面對10倍于己的敵人重重包圍,紅軍絕地重生……截然不同的戰局,檢驗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戰略戰術。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創造的戰術原則。

既然時勢造英雄,英雄同樣可以造時勢

人們常說,時勢造英雄。同樣,英雄也可以造時勢。而造時勢的關鍵,在于能否審時度勢。

十月革命的炮聲,在給中國送來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讓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通過城市工人罷工和武裝起義奪取政權。

國情不同,自然決定了道路的不同;以蘇俄為師,并不意味著復制俄國革命的道路。與當時熱衷于城市暴動的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不同,毛澤東在秋收起義遭受挫折之后,沒有執行攻打長沙的命令,毅然率部挺進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塊紅色根據地,開始農村包圍城市的探索。

1928年4月28日,隨著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隊伍與毛澤東會師,當時全國工農武裝中戰斗力最強的“朱毛紅軍” 由此誕生。

盡管同一時期照搬蘇聯經驗的城市暴動毫無例外地全部以失敗告終,但在南方的山林中,“朱毛紅軍”卻風生水起。

靠著這樣的戰略戰術,從井岡山斗爭到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紅軍一次次粉碎蔣介石重兵圍剿;同樣,忽視和放棄了這樣的戰略戰術,甚至不顧自身弱勢與強大的敵人死磕硬拼,紅軍先敗于第五次反“圍剿”后敗于湘江之戰,一次比一次輸得更慘。

以“十六字訣”為核心的戰略戰術,所強調的是揚長避短,所追求的是最終的勝利。它是建立在實事求是之上的勇于創新,它是對敵情我情世情的深刻洞悉和牢牢把握。它甚至顛覆了古往今來一切軍事體系的勝敗標準。

懸殊的敵我力量、惡劣的自然環境、嚴峻的黨內斗爭,當歷史將這樣三重考驗同時拋給了年輕的長征隊伍時,是毛澤東領導紅軍將一次危機四伏的被動撤退,變為一個開創革命新局面的起點;將一場由“左”傾錯誤導致的戰略轉移,變成一次向抗日前線的英勇進軍。

日軍獨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長,在戰斗中做了俘虜,他想自殺,做天皇的“護國之神”。這時,在八路軍那里,他突然發現了一本書——正是這本書,改變了他后來的命運。

“這本書不能完全讀懂,但我看了一遍,如雷擊頂,使我震驚。”他所震驚的是,還在日軍兵鋒正盛的戰爭第二年,書中已經預見到將來的戰略大反攻了。香川孝志提出要見書的作者。

資料圖: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

這本書就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毛澤東在書中指出,只有堅持全面全民族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弱國才能最終打敗強國。

在延安的窯洞,香川孝志見到了毛澤東,從此走上了反戰之路。

當時的蔣介石沒有看到這一點。正面戰場失利之后,國民黨正規軍在一片“亡國論”聲中向大后方潰退而去。

在劣勢中尋機求生存,在被動中尋機求發展。經歷長征的淬火和抗戰的錘煉,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日臻發展,共產黨所領導的隊伍越打越精。

解放戰爭之初,面對擁有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毛澤東果斷決策: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結果,地盤越占越大的國民黨捆住了手腳,共產黨卻在輕裝前進中越來越強。待到我軍開始戰略反攻,力量對比已經悄然間發生改變,原本計劃五年左右的解放戰爭只用了三年。

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背后,是統帥與士兵生死與共,是上至總司令下到基層指揮員一馬當先。在幾乎看不到盡頭的長征烈士英名錄上,僅營以上干部就有432人。

土城戰役,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重新執掌軍事指揮權后指揮的首次大戰,由于情報失誤,紅軍一度陷入被動。朱德總司令提出親自上前線指揮,毛澤東連吸幾口煙沒有答應。總司令把帽子一脫:“只要紅軍勝利,區區一個朱德又何惜?”

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彈雨中。炮彈,就在朱德身邊爆炸,氣浪幾次把這位“紅軍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樣端著機槍沖進敵陣……山谷之中,已經分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尸體。紅五團團長趙云龍犧牲,紅十團團長姚喆、政委楊勇、副團長文年生先后負傷。

聶榮臻元帥生前回憶,紅軍打仗,打得是黨團員,打得是干部,每打一仗下來,黨團員負傷之數,常常占到傷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五十。

資料圖:毛澤東轉戰陜北。

1947年3月,國民黨進攻延安。毛澤東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留在陜北與敵人巧妙周旋。當時,陜北敵軍是我軍兵力的10倍以上,毛澤東身邊不過幾百人,幾次與敵人重兵遭遇。轉戰陜北5個月,依靠“蘑菇戰術”和有利地形,我軍不僅吸引了國民黨大量兵力于西北,而且殲滅胡宗南部1.4萬余人,用延安一座空城換來了戰略上的主動。

抓住了機遇就創造了歷史!

相同的例子還發生在抗美援朝戰場。1950年10月,當“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距前線一千多公里的東京“第一大廈”樂觀地等待著“感恩節”——等待著他個人盲目確定的美國士兵得勝班師時刻到來的時候,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正乘著一輛蘇制吉普車,單車奔馳在硝煙彌漫的戰場——實際上,彭德懷已經深入到敵后,剛與南朝鮮一團兵力擦肩而過,又奇跡般地轉了出來。

領先于部隊到達前線的彭德懷,及時調整作戰方針,把陣地防御轉變為在運動戰中尋機殲敵,打了一個被國際軍事界公認為“世界戰爭史上少有的遭遇戰”——云山之戰。激戰3天,美國陸軍王牌騎一師遭重創,1800人被消滅。

戰斗結束,被俘的美軍騎八團參謀長不服氣:“沒有飛機轟炸、炮火準備,沒有坦克沖擊,班、排、連悄悄地靠過來就打,這算什么戰術?”當他被告知這就是“毛澤東戰術”時,少校參謀長滿臉驚愕。

世界上,幾乎沒有哪支軍隊的統帥能在大敵當前先于士兵深入變幻莫測的戰場。但,早在長征路上就“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敢,從長征路上走出來的志愿軍將領也敢。

此時的新中國,鋼產量還不到美國的1/146,國民收入僅為美國的1/16。麥克阿瑟麾下的“聯合國軍”兵力44.4萬,各種作戰飛機1100余架、艦艇200余艘。

美軍一個軍擁有坦克430輛;志愿軍最初入朝的6個軍,一輛坦克也沒有;美軍一個師擁有432門榴彈炮和加農炮;志愿軍一個師僅有12門山炮;美軍運輸全部機械化,一個軍擁有汽車7000輛;而彭德懷指揮的志愿軍,全部車輛還不及美軍一個軍的裝備數量。

就是在這樣看似“一邊倒”的局勢下,志愿軍用一連幾次大規模的戰役,把一度打到鴨綠江邊的“聯合國軍”徹底趕回了“三八線”。

毛澤東了解跟隨自己一路走來的這支雖九死一生但愈挫愈勇的隊伍,用他的話說:“敵人是鋼多氣少,我們是鋼少氣多。”

1951年4月11日,麥克阿瑟被杜魯門總統匆匆解職。那雙曾經在日本投降書上簽過字的手,卻無法簽下朝鮮戰爭的勝利。

兩年后的7月28日,“聯合國軍”司令官克拉克被迫簽了朝鮮停戰協議:“我成了歷史上第一位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

同一天,彭德懷在停戰協議上簽下自己的名字的同時,說了一句讓整個世界從此記住的名言:“帝國主義在東方架起幾門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10年之后,有著“軍神”之稱的麥克阿瑟在去世前兩年,留下了這樣的忠告:“誰想跟中國陸軍打仗,一定有病。”

直到今天,當全世界都在談論軍事革命的時候,美國軍隊卻依然在研究另一場軍事革命——用美國人的話說,就是:“毛澤東的軍事革命。”

……

資料圖:毛澤東。

有人說,機遇是隱藏于歷史之途的神奇鑰匙。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他能夠透過歷史的重重迷霧,以超乎尋常的洞察力發現機遇并將其牢牢抓在手中進而開啟實現夢想的歷史之門。長征之于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一次機遇。

抓住了機遇的毛澤東也就創造了歷史。

仿佛是一種巧合,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遵義會議,用了差不多15年時間;從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到新中國誕生,也幾乎是15年時間。

更加巧合的是,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的日子是9月9日,他與世長辭的日子也是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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